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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级学士撰文,导师要不要跟学生谈人生

81级研究生撰文:礼赞70年 感恩化物所

去年,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公布首批“三全育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北京、上海等五个省市入选综合改革试点区,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10所高校入选试点高校,还有50个院系入选试点院系。

■赵世开

“三全育人”并非新名词,也不仅是这些试点单位的事。此次综合改革试点,彰显了教育部对这一育人理念的坚持和推进。

人生如登山,拾级而上,一步一步坚持,只有不畏艰险,奋力攀登,才能登上光辉的顶点。上学读书就好比登山之旅。书本上的知识,就好像是前人为我们所开的路。老师就好像是那先行者,为我们引路,关键时候拉我们一把。而同学则是一起登山的伙伴,或搀扶鼓励或争先恐后。有时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一座山峰时,发现有人早已坐着缆车上来了。但登山的经历会让我们有能力有胆量攀登更高的山峰,甚至是缆车也到不了的高峰。

但在笔者看来,“三全育人”不能停留在政策、思路和生硬的宣传、说教上,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抓手和教师的辛勤付出。在这方面,研究生导师有很多发挥的余地。

我是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读的研究生,读研3年,虽一路艰辛,但也一路风景。化物所纪念建所70周年征稿,唤起了我对化物所的美好记忆,激发了我对化物所的感恩之情。

当学生遇到过不去的坎,告诉他们“面对它、解决它、放下它”

第一次听说化物所,还是在大学四年级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从小到大没怎么出过远门,考大学时从丹东考到了位于沈阳的辽宁大学,后来考研时也不想走太远,怕去外省旅途劳顿,就想在省内找个地方读读。化物所对我来说,似乎门槛太高,但我对工科又不感兴趣,只好孤注一掷,在化物所的招生简章上仔细搜寻,选择了顾以健研究员和曾宪谋副研究员为我的导师。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第一批毕业生,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于1982年初来到了化物所,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说到读研,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学生按部就班地上课、做实验、写论文,然后顺利毕业,高校校报所宣传的,经常是一些“三年发表十多篇SCI论文”的“光辉形象”。但据我观察,很多研究生都在迷惘中挣扎——怎么找到实验课题?做实验不顺利、发不出论文怎么办?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怎么办?毕业后究竟应该找工作、读博士,还是出国深造?毕业了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子怎么办?和对象“异地恋”又该如何?……

化物所的领导和老师对我们这一级学生充满了期待和厚望,也对我们的学业做了详尽的计划。开学伊始,所里就为我们安排了丰富的课程,或在化物所上课,或在大连工学院上课,充分利用了两个单位的师资力量。课题组的老师们也给了我们这些年轻学子以厚爱。实验室的条件比大学又高了一个层次,课题组的老师们作为长辈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关怀有加,可以说课题组就是学生的家。曾宪谋老师引领我开始了研究生的科研项目,教导我如何做金属有机合成反应,开启了我的科研生涯。205组的邹多秀老师、孙同升老师、马兆兰老师和蒋筱云老师,在曾老师出国进修时,对我的实验都给予了宝贵的指导和帮助。我的实验室隔壁就是核磁共振室,韩秀文老师耐心开导、细心点拨,我合成的化合物的结构都得以解析。郭和夫研究员和陈希文老师虽然不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但都指导和帮助过我。随着学业上的进步和实验技能的提高,我的第一篇文章也得以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么多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每位老师的笑脸仍然历历在目,205组的休息室还是那么温馨。

相对于本科生,研究生更加成熟,但读研并非按照课程表走,而是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每个学生的发展方向、研究进度也不尽相同,他们需要更加合理地安排好时间,为自己负责。加之研究生更接近“就业”这一现实出口,因此他们负担很重、压力很大。

研究生同学来自于不同的学校,遍布天南地北,专业是各干一行,但大家相处融洽,很少有吵架的。我知道的唯一一次吵架发生在我和师兄弟之间。可笑的是,我们不是为了学术观点的不同,也不是为了谁不扫地谁不打水,而是为了谁先看一本新到的文学杂志,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过后大家彼此尴尬了一段时间就又恢复了交往,毕竟是师兄弟嘛。

研究生的这些“痛点”,决定了导师育人的“着力点”——科研梳理、人生解惑、职业指导。导师要“接地气”——掌握情况、解决问题,真诚地为学生的学业、人生和职业发展着想。

同学之间科研上的交流我就不说了,互相练英语口语我也不说了,只想说说当时研究生的文体活动。刚入学的时候,有那么几次同学们下午在一起打排球。我以前从来没打过排球,但也上去凑热闹。可想而知,我上去是搅局的。会打的同学特别耐心,没有因为我打不好而让我坐冷板凳。后来大家都进了各自的课题组做实验,也就没人打排球了(或许高手们打球时不再喊我了)。我再次摸排球,已经是20年以后的事了,并且一打就停不下来。十几年下来,我已经熬成我们当地排球队的队长了。当初的偶尔为之,成为我现在的最爱。每当有新手加入我们排球队,我总是特别耐心,使劲儿鼓励,因为我相信,当年的我如今都能当上队长,那么任何新手都会成为高手。

以我课题组的情况为例,有时候学生遇到实验困境会选择逃避,不及时整理数据,不写论文,甚至在电话里沉默,我就告诉学生,做实验失败不要紧,只要不造假;我会和他们一起梳理实验数据,明确下一步该怎么做。当学生遇到人生中过不去的“坎”时,导师先要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帮学生分析问题,告诉他们要“面对它、解决它、放下它”。我常常鼓励学生,战胜困难会使自己更加强大。

还值得一提的是大导师顾以健研究员。顾老师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48年赴美国圣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有机化学,195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积极从事和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包括火箭推进剂等领域。顾老师是粉碎“四人帮”后化物所的第一任所长,为化物所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顾老师对学生和蔼可亲,虽然他后来到北京担任中科院秘书长,但他对研究生的遥控还是很紧。不论是他回大连,还是我去北京,作为学生,我总是有机会得到顾老师的耳提面命,接受他的谆谆教导。读研后期,顾老师希望我能去国外见识见识,所以安排我去中科院北京研究生院进修了一个学期的英语,接着又推荐我去圣母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继续研究金属有机化学。后来我又搞过一段药物化学,但最终定位在碳水化合物的稳定性同位素标记这个研究和生产领域。虽然我发表的文章屈指可数,文章的质量入不了《自然》《科学》,但仍尽己所能为糖化学、糖生物等领域作出微薄但不可或缺的贡献。

研究生更需要在导师的鼓励和支持下,进行职业发展探索。我的研究生中,有些暑假去企业实习,有些出国访学。在我看来,仅有这些交流实践还不够。我尝试请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到系里做讲座,虽然这对课题组完成科研任务没有什么帮助,但学生从中可以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课题组也由此形成了“认真读研,顺利毕业”的共识。

顾老师于2017年去世,享年95岁。曾老师夫妇身体依然健康,这几年回国见到他们都倍感亲切。我现在的年龄比当年刚进化物所时导师们的年龄还大。不记得在哪儿见到一句话,“人到一定岁数,自己就得是那个屋檐,再也无法另找地方躲雨了”。我虽然不能像当年导师们那样为年轻人遮雨挡风,但我也知道自己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上的责任和义务,尽力去担当去影响。

尽管这个共识看上去非常普通,但往往却是研究生经常面对的困难,或者说是因为身在其中,他们很难意识到的问题。一旦导师帮助学生解决了困惑,学生的状态就会改变——积极面对人生、面对困难,把眼下做的事情和未来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这样既看得到希望,也看得到自己在这个进程中所处的位置。

如果说辽宁大学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化物所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领域则让我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了新的视野,让我对科学研究不再有神秘感和畏惧感,科学的珠穆朗玛峰不再是那么高不可攀。如果不是因为化物所,我的人生也许会走上另一条路径。花也许还一样香,路也许还一样宽。但回头看看,我还是庆幸我所走过的路。珍惜我的今天,也就由衷怀念化物所的经历,感谢化物所老师们的教导和提携。我由衷祝愿化物所的同学同仁继续发扬光大化物所几代科学家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过来人身份讲述自己的奋斗史,教学生把握好人生的得与失

作者简介:

现在不少高校都在探索“课程思政”,即在专业课中融入思政元素。比如,一位教授讲授有机化学课时,特别提到中国化学家的贡献,进而讲到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和理想信念。

赵世开,大连化物所81级研究生,师从顾以健研究员和曾宪谋研究员,后留学美国,获圣母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Omicron Biochemicals, South Bend, Indiana, USA, 从事稳定性同位素标记碳水化合物的产品开发和生产。

所谓课程思政,其实就是在专业授课中给学生以价值观的引导,在研究生阶段,导师也必须搞“课题组思政”——作为过来人,导师在指导研究生为人处世、思维方式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导师不能生硬地灌输,而要自然、亲切地和研究生们“讲故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中国科学报》 (2019-05-14 第3版 综合)

导师可以“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奋斗史”——从大学生成长为教授的心路历程。比如,这当中遇到过什么困难(比如做实验失败、找教职不顺),又是怎样克服了困难;这一路遇到过哪些机遇或选择,究竟该怎样面对各自的人生选择(比如回国任教);怎样把握好人生的“得”和“失”;以及这些年,自己的生活状态有了什么改变,怎样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等。

我曾经跟课题组的学生讲过自己的经历。通过讲故事,我希望学生们明白,要珍惜当下的科研训练,关注自己的职业发展。我想让他们懂得,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哪怕暂时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也会得到别的有价值的东西。

导师还可以 “当机说法”,即结合课题组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给研究生讲一讲。比如,仪器配件坏了,学生不及时维修,也不告诉导师;导师希望学生先把手头实验做好,把论文整理出来,可学生一直忙着做新的实验;学生在做补充实验、修改论文时和老师“讨价还价”……每当这些时候,导师需要心平气和地跟学生讲道理。

我们课题组经常开“反思会”,给学生讲积极主动、做什么就要像什么、换位思考等职场道理,学生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很多学生没有过正式的工作经历,他们对职业规范的理解不深刻。并且,形成良好的做事方式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导师反复讲解,循循善诱。

发论文、拿学位只是表象,导师育人要学会找准最佳“切入点”

中国教育界素有 “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三全育人”可以说是我国独有的育人理念。在西方大学,导师一般较多关注学生的科研进展,很少关心学生的思想觉悟和个人私事。我在美国读博士时,导师从不和学生一起吃饭,也几乎不聊婚恋、职业发展或人生哲理。

20多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化学系读硕士时,我的导师高滋教授不但指导科研,还对学生的做人做事严格要求,包括有没有关紧抽屉这种生活琐事。她经常和学生聊她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常拿以前的学生做榜样,让我们学习他们的“闪光点”。

但我们也得承认,不是每位大学导师都愿意这么做。在以论文、项目为主要评价指标的当下,有很多导师都很关注“抓”学生做科研、出论文。导师自己也要忙着外出开会、跑项目,没有太多时间和学生交流思想。即便有导师愿意跟学生讲一些科研以外的东西,难免也有顾虑——这势必会消耗一些时间,甚至让人觉得是在浪费时间。还有的导师认为,师生之间要有边界,明确什么事该管,什么事不该管。

一位基层教师则从另一个角度向我表达了困惑:在研究生教育的评价体系中,优秀与否,就是看他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导师用心良苦,但研究生只想着发好的文章,其他的都不关心,怎么办?”

对此,我认为,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培养职业精神和奋斗精神,与指导学生做科研、发论文并不矛盾,不能用一方面来排斥另外一方面。研究生做科研不顺利,就会有思想困惑;反过来,研究生有科研以外的迷惘,也会影响科研。因此,导师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始终觉得,研究生发论文、拿学位,这些都只是“表象”。关键是在校期间,他们在学业和为人处世、理解人生方面取得怎样的进步,以及毕业时以怎样的面貌走向社会。通过实践,我发现学生并非仅仅关心自己的科研,而是需要导师在人生的道路上多方面指点,而导师要学会找到最佳“切入点”。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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